起初，黎塞留出任政府首脑并没有从跟本上改变什么：总体来说，部长们仍然和德卡兹时期一样，并试图采取中间偏右政策。此外，黎塞留为安抚极端保皇党人而通过的特别法已经被他的前任准备好。这些法律方便逮捕并限制新闻自由，严重地束缚了反对派。另外，1820年通过的选举法特别地引入了双重投票的概念，新的选举法对极端保皇党人极为有利，他们以大幅领先赢得了当年举行的选举。从这时起，黎塞留必须跟他们拉近距离，并且同他们中的一些人一起共事，特别是维莱尔。很快，政府首脑不得不面对的反对，但也还需要面对极端保皇党人的反对：批评他的政策，极端保皇党人认为他的政策还远远不足。政治上温和的路易十八，日渐衰老和衰弱，慢慢的受到阿图瓦伯爵的影响。面对各方面的压力，黎塞留最终让位于维莱尔，因为他希望延长新闻审查期而引起了左右两派的强烈抗议。

  1821年底开始的维莱尔内阁是波旁复辟期执政时间最长的内阁，它见证了极端保皇思想的实施。组成这届内阁的人员由阿图瓦伯爵直接挑选，因此他可以操纵他们的政策。政府被清洗，并且维莱尔保证，从1822年起，公职人员支持极端保皇派候选人的胜利。作为财政部长，维莱尔实行了一项重要的财政整顿政策，不过未能实现财政结余，并且实行了财政集权。他还为长期机制奠定了基础，例如审计法院对政府支出的监管。维莱尔内阁的另一个重大举动是让法国为神圣同盟出兵西班牙，目的是要在西班牙重建专制君主制。尽管维莱尔起初遭到反对，但极力推动，法国为此获得了一定的国际声誉。这些胜利也让维莱尔可通过当时非常有利的气氛在1824年解散众议院，并且选出极端保皇党人占压倒性多数的新一届众议院，任期七年。

  同样也是在维莱尔内阁执政期，1824年9月，路易十八去世。他的弟弟阿图瓦伯爵——查理十世——继承了他的王位，从而获得了一个更加舒适的地位来推行一个“极端的”保皇主义政策。为此，这一时期通过了多项法律，特别是“流亡贵族的十亿法郎”法，旨在向法国大革命期间财产被充公变卖的贵族提供赔偿。在纪念路易十六的赎罪仪式期间，法国大革命的遗产也受到质疑，不过这也是在宗教团体“信仰骑士”的压力下“王室和教会同盟”巩固的结果。许多主教被封为贵族，而且，教会对教育的影响因弗雷西努斯主教的活动而增加。面对教会势力的回归，舆论态度冷淡，特别是《亵渎法》（《Loi sur le sacrilège》）通过的时候，从此以后判处死刑。

  最终，维莱尔招来了两方面的反对；首先是新一代的自由主义者，他们逐渐获得声望，其他的还有的极端保皇党人，维莱尔得罪了他们，例如蒙莫朗西和夏多布里昂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再加上经济危机，内阁在1826年经历了几次挫折，特别是关于长子继承权的法律草案遭到否决，还有旨在逐步加强新闻审查的“正义和崇拜”法也遭到否决。抗议同样也指向了国王，特别是当他在检阅完国民自卫军后，国民自卫军对他发出了嘘声。维莱尔对国民自卫军的解散引发了汹涌的抗议浪潮。于是维莱尔试图孤注一掷，任命了76名己方的贵族院议员，并且宣布解散众议院。他再一次获得多数席位的希望是徒劳的：和的反对党联合起来将其置于少数。1828年1月5日，查理十世组建了新一届政府，这一次没有维莱尔。

  维莱尔的倒台留下了一个难以控制的众议院，没有真正的多数党。因此，开始的时候，查理十世组建了一个中间偏右的内阁试图选择和解，同时，他跟维莱尔保持联系，并考虑一旦情绪缓和就回到更加专制的制度。这样组建的内阁很快就找到马蒂尼亚克出任首脑。他采取一定的措施打压教会以实行自由主义政策，尤其是限制耶稣会会士和宗教圣会的影响，并且，他又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回到了压制新闻自由的法律上。然而，马蒂尼亚克很快就招来国王和议院的敌意，并且在1829年初在众议院遭受多次挫折。于是，国王等待议会的会期结束，然后将马蒂尼亚克解职。

  随后，国王求助于极端保皇党人波利尼亚克，他围绕自己组建了一个纯保皇党人政府。刚刚被任命，波利尼亚克就引来反对派媒体的批评，甚至还引来他自己阵营部分人士的批评。此外，在反革命思想的余波之中，政府采取了一些具有象征意义有强烈影响的措施：例如，为基贝龙登陆战所举行的纪念仪式。这些举措激起了自由主义者的公开反对，他们以“宴会”的形式举办政治性集会，在宴会上，他们表达了《1814年》的重要性。

  政府自身未能保持团结，而一部分反对派正在考虑求助于奥尔良家族。1830年初，政府招来众议院的反对。鲁瓦耶-科拉尔向国王发出请愿书，402名众议员中有221名在上面签名。国王强硬地做出回应并解散议会，这震惊了政治上最温和的部长，他们选择离开政府。

  为了提高王室的声望应对7月份的选举，查理十世于5月25日发起阿尔及尔行动，行动的目的是占领这片领土，原因是海盗活动阻碍了地中海贸易。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存在从此开始。众所周知，法国占领了阿尔及尔，然而为时已晚，反对派在众议院成为多数党。

  7月25日，查理十世暂停了新闻自由，解散了众议院，并通过四项《圣克卢法令》（《Ordonnances de Saint-Cloud》）减少了选民人数。新的选举定于9月举行。对于舆论来说，这是一场线日，记者发出抗议。成群的巴黎市民被共和党人和前烧炭党人组织起来，在他们的煽动下，紧张的局势终于引发了七月革命。7月27日晚，巴黎设置了路障。拥护君主政体的自由主义领袖，像基佐、卡西米尔·佩里埃，甚至拉法叶，试图同查理十世谈判，然后决定窃取这场政治运动，原因是他们担心出现共和政体。至于国王，尽管他撤回法令并组建了一个没有成果的内阁，但他终未能扭转局面。

  7月30日，众议院议员任命奥尔良的路易-菲利普为王国摄政，他于次日接受这一任命，而此时，巴黎市政委员会宣布，查理十世停止对法国的统治。两天后，8月2日，国王退位，他的儿子放弃王位继承权，让位于波尔多公爵。波尔多公爵年龄太小无法管理国家，当被废黜的国王离开法国的时候，一致认为应该由奥尔良公爵进行摄政。然而，已经太晚了：路易-菲利普担任王国摄政和采纳三色旗的消息已经传遍法国，没有人关心国王的继位。

  8月3日，奥尔良公爵以王国摄政的身份召集议院并组建政府，以便修改《1814年》，这被明确多数同意。8月7日，修订后的——《1830年》——获得通过，奥尔良公爵成为国王。他拒绝使用菲利普七世这一象征性称号，而采用路易-菲利普一世，以更好地显示朝代的变化。这就是波旁复辟的结束和七月王朝的开始。

  这一时期的众议院，极端保皇党人和自由主义者两股势力此消彼长，不过总体来说，极端保皇党人的势力是逐渐衰退的，而自由主义者的势力是慢慢增长的。

  由于受到的压制，君主制政体的反对者就没有出现在政治舞台上。法兰西第一帝国已经灭亡，政治家只能拥护君主政体。在国王身后这个单调统一的政治世界里，固然还要防范怀念第一帝国的民众和军队造成的威胁，但存在的冲突也仅仅是几个有影响的政治派别，以及对君主立宪制的不同理解。

  众议院政策的交替是由于多数派的滥用（随后：多数派的解散和颠倒）或者重大事件（1820年：贝里公爵遇刺）。

  首先是极端保皇党人在众议院取得权力。君主制刚刚复辟，他们是凶残的保卫者，并决心增加国王的权力。百日王朝危机和“无双议院”的出现使他们陷入某种威胁到王国稳定的歇斯底里（“合法的”）。这个极端的议会向国王要求慢慢的变多的权力，1816年，路易十八被迫将其解散。不过，他保留了内阁的部长。自由主义者赢得选举，他们更倾向于一种现代的自由和旧制度下的秩序之间的妥协。他们停止了“合法的”，制定了更自由的法律（《莱内法》、《古维翁-圣西尔法》、《塞尔法》），但是，路易十八的侄子、可能的继位人贝里公爵遇刺，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过多的结果。

  因此，众议院变得更保守，与此同时，投票通过了一系列反自由主义的法律（《暂停个人自由法》、《新闻法》、《双重投票法》）。出征西班牙，并且在1823年底获得意想不到的全胜，这使得众议院得以解散，极端保皇党人重返众议院，新法律又出现（《亵渎法》、《流亡贵族的十亿法郎法》）。但是，众议院每年都进行部分改选，它逐渐变得更自由（《长子继承法》和《新闻法》被否决，新闻审查被废除）。

  于是，从1827年起，众议院开始反对查理十世的内阁。议员们对国王的批评慢慢的变多，而国王却不顾众议院正朝着自由主义方向发展的现状，坚决要求保留更极端保皇的部长。众议院对国王的反对更多了。查理十世因众议院的要求和蛮横而恼火，他决定进行政变，强行组建了由公认的极端保皇党人波利尼亚克领衔的内阁。正是在这届内阁执政期，在议会的骚动中，渐渐地，七月革命诞生了。

  波旁复辟时期，在维也纳体系的“严格”框架下，法国定位了自己的影响力，做出了出征西班牙、希腊的决定。出于重新得到欧洲认可的迫切必要，这些行动被逐步推动，而不单单是为了国家的真正目的，鉴于当时的处境，政府别无选择。不管政府说什么，公众舆论都没有热情参加予以配合，在1830年法国不能自由运转的时候，这似乎很明显。

  即使已经到了1830年，查理十世出兵侵占阿尔及利亚，路易-菲利普承认比利时独立，使政府有勇气分别与英国、与维也纳体系背道而驰，这种勇气也只是一种中立的勇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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